“生当复来归,死当长相思。” 从1931年9月到1950年2月,陈婉萍与姜培生相识十九年,结婚十三载。 她陪着他一步一步从国军的小连长升为中将军长,再到最后一败涂地。 从南京到重庆,从重庆到天津,再由天津前往北平,婉萍前后搬家六次,每次都是与一些人的永别,她们中有娇嗔的富家小姐,热情善良的馄饨小贩,落魄坚毅的西北军遗孀,要强耿直的东北军太太,还有八面玲珑的司令夫人。 这些女人们是动荡年代的另一面,是枪炮战场之外的身影,是恢宏历史中的沉默者,更是那个飘摇腐败黑暗民国的目击者。 如果她们可以开口,这个故事与那些浸泡着鲜血的故事一样值得被倾听。 第一章来自成都的挂号信 1950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,也是贝满女中本学期的最后一天。 英文教师陈婉萍正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布置寒假作业,忽然教室门被推开了,来人是学校的党委书记陈瑛。 “陈老师,你出来一下,让同学们先自己看会儿书。” 陈瑛说。 “好的呀,” 陈婉萍说国文时带着稍显浓重的南方口音,她放下粉笔,拍了拍手上的白灰从教室里出来。 陈瑛见她出来后把教室门关上,轻声说:“婉萍,刚收到一封给你的挂号信。” “表姐,会不会是弄错了?” 陈婉萍有些惊诧:“谁会给我写信呢?” “从成都静安医院寄来的。” 陈瑛边说,边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。 信封写着“贝满女中陈婉萍老师收” ,熟悉的字迹让陈婉萍一瞬间感到晕眩,她伸手扶住墙壁,眼泪瞬间便滚落下来。 人们常说,好看的字总是相似的,丑字却丑得千奇百怪。 写信人的字迹凭良心说算不得非常丑,只是普普通通的不好看,字偏大笨重,横线还往右上角微微歪斜,看得人十分别扭,但也正是这点儿特色,让陈婉萍一眼就认出来写信的人是她丈夫,国民党某军中将军长姜培生。 说是某军,因为陈婉萍也不知...